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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冬，當全國上下還沉浸在人民當家做主，新中國馬上要迎來第一個新年的喜悅中時，上海市公安局卻突然收到了來自華東總局的一份機要文件，要求當地軍警機關嚴厲徹查當年上海臨時總部特別經費合共120兩黃金，在轉運途中神秘失蹤的懸案。

與此同時，上海提籃橋監獄一個名叫馮安寶的犯人突然向看守人員緊急提交了一份檢舉信，表示希望可以立功贖罪。

信中提到，19年前他有一個遠房表哥曾找他借過一段時間的黃包車，可沒想到過了不久，這個表哥就突然闊綽起來，所以他猜測很有可能與國家當下力查的黃金大劫案有關。

公安機關得知消息后非常重視，立即廣撒人手摸排調查，也由此揭開了一個已經塵封18年的特大要案。

1931年，我軍在上海成立臨時總部，在地下與敵軍開展秘密的城市情報斗爭，當時總部高層領導為了獲取第一手關鍵情報經常偽裝成衣著光鮮的社會名流，頻繁出入上海市內的各大高檔社交場所，需要很高的活動經費。

所以江西蘇區負責財政調撥的林伯渠在了解到實際情況后，就將從地主老財手中沒收的黃金珠寶熔鑄成12根總重達120兩的金條，交給交通員秦樸秘密從瑞金總部出發，大概一個月的時間，通過轉手數名交通員抵達上海。

很快兩個月的時間過去，林伯渠還沒收到消息回饋，就感覺這批黃金可能出事了，緊急上報后，立即引起了上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并專門派出保衛局的骨干力量秘密沿途探查。

最終確定黃金很有可能是從松江地區轉送上海的途中出了問題，但因為全國戰事愈發緊張，條件不夠，不能繼續深入調查，所以這件案子也就被高高掛起，成了一樁疑案和懸案。

陳伯渠

但因為經費沒能送達，導致我軍數名被捕成員未能及時獲救，慘遭殺害，隨后發動的大罷工運動和一系列傷員救治計劃也相繼破產，給組織上帶來了非常慘重的損失，影響非常惡劣，所以國家一直沒有忘記。

在距離黃金失竊18年后舊事重提，并嚴令上海公安必須徹查此事，給死者和全國人民一個滿意的交代。

根據林老的回憶，公安找到了曾經的第一個交通員秦樸，他在建國后出任兵團副師長的職務，并順藤摸瓜找到了最后第二個負責轉運黃金的劉志純。

根據他的回憶，當時他是在松江一座飯店里將黃金給到了最后一個身著黑色錦袍的交通員，而黃金就是從他的身上消失的，這是個很重要的線索，經過一連數月的奔波，公安終于確定了最后一個交通員叫梁壁純，并從他口中了解到了事情真正的緣由。

當年梁壁純拿著黃金從上海的曹家渡碼頭下船，叫了一個黃包車，在去法租界的路上突然被人迷暈，等醒來時發現手里黃金已經不見了蹤影，而他也知道自己闖下大禍不敢聲張，就匆匆潛逃到了外地避世隱居，直到這次公安找到了他。

但時過境遷，人海茫茫，想要再找到真正元兇談何容易，無異于大海撈針，公安只是從梁壁純的口中得知了一個黃包車牌號：300169。

這時，上海監獄一個名叫馮安寶的犯人提供了一個關鍵信息，他家里原來做點小生意，家境殷實，就買了一輛黃包車，正巧他的遠房表哥吉家貴和兩個結拜的無業游民投奔馮家，就經常拉著馮安寶家里的黃包車出去接私活拉客，賺點外快。

但這個吉家貴心思不正，竟然秘密策劃了以黃包車做掩護，搶劫乘客的行動，而且他們第一次搶劫就遇上了我蘇區往上海轉運的120兩黃金，他們明知道自己這次可能闖下大禍，就金盆洗手不再做這種見不得人的勾當。

吉家貴和兩個結拜兄弟干脆將120兩黃金二一添作五，一人平分40兩，吉加貴有錢后開了一家雜貨鋪，出手闊綽，搖身一變成為上流人士，而這樁當年震驚全黨全軍，塵封18年的黃金搶劫大案，終于破獲。

1950年11月18日，國家綜合吉家貴的所作所為，以及造成的惡劣影響，從重量刑，依法判處他死刑，立即執行，而當年的交通員梁壁純因為隱瞞不報，則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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