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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寧胡閼氏在公眾號的原創文章，已經得到作者授權。

一、名節

話說：漢魏之士多重名節，然而知名節卻不以禮法加以節制，遂至于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發展到極致，就是魏晉之士的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此即為誕節（荒誕的名節）。

這句話揭示了東漢—魏晉間，士風轉變的過程及原因：名節之極而至苦節、苦節之極而至誕節。然而尚須追問的是，名節為何要“至于苦節”，苦節又為何要趨于“極”，而變得荒誕呢？如果先說結論的話，它與漢代的察舉制度有關,這是漢魏士風及其主體轉變的內在原因。

自西漢武帝尊崇儒術，特別是好儒的漢元帝之后，經學大盛，儒生日多。漢成帝時太學生，增弟子員三千人。東漢光武帝愛好經術，明帝親臨太學典禮，至順帝時，游學增盛，洛陽的太學生多達至三萬余人，占據洛陽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郡國學生尚不在其內。民間經師開私學授徒，“傳業者浸盛”，門生數量眾多，或“編牒(學生名冊)不下萬人”，如汝南蔡玄門下，“其著錄者萬六千人”。

但是，儒生的出路只有學優而仕一條，開門授徒也不過是這一條道路的延伸。而東漢中后期,在太學乃至私學習業的儒生，總數以十萬計，都擠在入仕這一條獨木橋上，競爭的激烈程度可以想見，可謂“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東漢中后期又恰是宦官專權的時代。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占去大量職位，從而使士人向上流動的通道變得更加狹窄，也使士大夫集團與宦官勢力的矛盾更加激化，這也是黨錮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

然而促使士風改變的根本原因，還是士林內部的競爭。經學之盛，漢代選舉以察舉為代表，察舉又以孝廉為主，秀才(茂才)次之。但不管哪一科，都需要通曉經學才行?！巴ㄒ凰囈陨稀笔侨迳?諸生)入仕所必經的考試，東漢順帝朝的“陽嘉新制”，“通家法”即考試經術始成為察舉孝廉一個必經環節。

孝廉本為儒家倫理的實踐，故察舉孝廉的中心環節還是郡國舉薦，舉薦的重點則在德行，即孝悌與廉讓?？傊瑵h代選舉的主要標準，按照當時的術語就是“經明行修”?！敖浢鳌笨梢酝ㄟ^自己努力，其成績也便于考察?！靶行蕖眲t取決于他人的觀察和評價。

因此宗族鄉黨的批評，道德所施對象的評價，也就是所謂“鄉里清議”、“鄉論”，就成為選舉上最重要的憑藉和標準?？鴮π⒘呐e薦，其根據就是被舉薦者在鄉黨的名望，可見“行修”要取得好的成績，實取決于名望。

范曄在《后漢書》論“東漢之所謂名士者：“刻情修容”。所謂“刻情修容”就是矯揉造作以表現“行修”，以博取名望，高抬身價。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博取名望，這樣的名士并不能通達事理、應付時需。

作為儒家倫理實踐的“行修”，具體體現為禮教或曰名教，包括小至言行舉止的中禮，大至對三綱五常的遵循。當時太學諸生，有專門的服裝，要學習矩步?！度辶至袀鳌分械模撼领o樂道，舉動都很講究禮。他的學生周燮：志行，非禮不動，對待自己的妻子像君臣那樣恭敬。

禮之大者莫過于喪禮，鑒于“生孝”難以考察,故服喪便成為孝的主要表現形式。在西漢成帝時代，少有依禮行三年喪者，但到兩漢之際特別是進入東漢后，行三年喪的就多了起來。

漢光武帝時“雅稱儒宗”的韋彪，《后漢書》稱其：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寑。守孝完畢，他整個人變得羸脊骨立異形，調養療愈了好多年才恢復健康。他后來“舉孝廉”可謂名副其實。至遲在安帝時行三年喪已普遍化，其后士人為了在“行修”上有異常表現，于是有突破之舉。

漢安帝時汝南薛苞，“喪母，以至孝聞”，父及繼母死后，又“行六年服，喪過乎哀”；苞與其侄分家時，奴婢只要老朽的，房子田產只要破敗的，東西只要破爛的。廉即讓，讓名讓財，薛苞真是既孝且廉，后來拜官，“受祿致禮”，乃實至而名歸。

宗室東海王臻，以及袁紹都是服喪六年，因父死時年幼，長大后又補服三年。又有為長官、、恩師制服守喪者，為同僚、同窗千里奔喪者。讓爵讓財者，亦多不勝舉，如鄉侯鄧邯死后，其子鄧彪讓其爵位于異母弟鄧鳳，張禹父卒后，以田宅讓其伯父，韓棱以父財數百萬讓給從弟韓昆。

以上都是對儒家喪禮和漢代法定爵位、財產繼承方式的突破。趙翼《廿二史札記》：“東漢尚名節”條將這種現象與當時的選舉制度聯系起來：當時的察舉制，主要看重人的名譽，所以只要有利于樹立名譽的事情，大家都爭相去做，標榜自己，以致于形成攀比的風氣。

其實東漢人應劭《風俗通義》中，就針對這類現象進行批評。他指出，當時有人在母親、兄弟死后不歸家服喪，卻為長官、舉主服喪，難道“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嗎?實因后者都是名門，達官貴人，爭相獻殷勤和攀附，就是希望以后在仕途上得到奧援，在社會上獲得名譽。

當時的士人認為，雖然“過”了一些，儒家本強調中庸，“過猶不及”，但儒家又有“觀過知仁”之說，故還是寧左勿右保險，寧過而唯恐不及。對禮的突破既根源于要在“行修”上出奇制勝，以獲得作為察舉憑藉的名譽，于是這種突破就有類于打破紀錄的體育競賽，為破紀錄而百計千方，同時也一如體育競賽，難免出現虛偽和作弊。

東漢服喪上的最高紀錄是桓帝時青州樂安郡人趙宣創造的。他“為父母服喪二十余年”，以墓道為居室，“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ぬ仃愞牭剿哪７妒论E后，親臨訪問，方知他在所謂的服喪期間，連續生育了五個子女，這是嚴重違反喪禮的行為，遂大怒而“致其罪”。

因為依禮服喪,衣食、住行、起居皆有嚴格規定，三年下來，大抵如上舉韋彪，“羸脊骨立”，不成人樣，“醫療數年”才能康復，死于服喪中的不乏其例。這是孝的作偽。據《后漢書·許荊》：許荊的祖父許武被舉為孝廉后，考慮到兩個弟弟還未出名，就“共割財產以為三分”，而“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從而為兩個弟弟博得了“克讓”也就是“廉”的名聲，均被察舉為官。

若干年后,許武又召集“宗親”，哭訴當年分家時自己多占財產，是為了弟弟們的前途,并且又將自己業已增殖的財產“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而此舉又為許武博得了更高的聲譽,因為過去貪財是為了弟弟當官，是“孝悌”，現在將財產送給弟弟，是“廉讓”，于是“遠近稱之”，官升至“長樂少府”。顯然，這兩次財產分割，都是有預謀的操作、炒作、矯揉造作，是廉的作偽，也是孝悌的作偽。

這種的社會風氣發展到魏晉之際，則演變為誕節、曠蕩。

二、誕節

《風俗通義》卷四《過譽》：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為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后為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睂④妵@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彼氯舸朔且灰病?/p>

《洪范》陳五事，以相貌為首；《孝經》列三法，以服飾為先。衣冠、冠帶，本是儒家禮樂文明的象征，因而成為官吏、士人的代稱。東漢太學生的典型形象，就是“方領”、“長裾”、“矩步”、“進止必以禮”。

然而這個趙仲讓卻“亂首”“稱狂”，甚至于當眾裸體，這是對當時名節、苦節的反動，并開魏晉名士劉伶、王澄、謝鯤、胡毋輔之、阮放、光逸等“散發裸裎”、“裸體”的先河。而且趙仲讓“宿有重名”，甚至連執政梁冀都任其狂放，也許梁冀認為，別人裸體自然是失禮，但對于“絕高士”的趙仲讓來說，不過是演繹其高情逸致的“行為藝術”而已。表明士林風氣及評價標準正在悄然生變。

《后漢書·袁閎傳》：閎“少勵操行，苦身修節”。其父任彭城相，他在“省謁”的來往途中,包括在彭城郡界，“變名姓，徒行”，既不肯暴露郡相之子的身份，又不肯坐父親給他派的公車。后來其父死于任上，他去迎喪時“不受賻贈”(按照當時慣例是很大一筆錢)。他還拒絕身居高官的叔父袁逢、袁隗的贈饋。這是絕對的廉讓，到了不近人情的“苦節”地步。

袁閎在護父喪途中，“缞绖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是一種恪遵喪禮到令人感動的至孝。然而同樣的袁閎，當后來黨錮之禍時，袁閎卻不著冠服?！吧l絕世”，“筑土室”自居。其母親死后，他竟不穿孝服、不設母親靈位，與他父親死時所表現出的至孝絕然不同。

東漢初年以來，由三年之喪而六年而二十余年，以至服喪期間飲酒食肉，在喪禮上完成了由苦節向誕節的轉變。時人無法適應諸如袁閎那樣的由“苦節”一轉而至“曠蕩”，故稱閎為“狂生”，認為他精神錯亂了。實際上這是由于袁閎對自己過去所堅持的價值觀(名節、苦節)也喪失了信心。這樣的“狂生”是特定時代的產物。

無獨有偶，比如列于《后漢書·獨行列傳》的向栩：喜讀《老子》、披頭散發，不著士服，長嘯（歇斯底里的大叫），以及當官而不任事，這些都是之后魏晉名士的行事特征。而且這種變化不僅僅限于外表、行為。

《后漢書·逸民列傳·戴良》:

字叔鸞,汝南人也。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茍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

此即為“誕節”，《漢書》卷四十《敘傳下》：“誕節，言其放縱不拘也?！薄叭握Q”，也就是“曠蕩”。

戴良之學驢叫以娛其母，豈不是與西晉名士孫楚，因王濟生前喜愛孫楚作驢叫，故在王濟的靈前，維妙維肖地作驢叫相似么？重要的是戴良母親過世后，其兄伯鸞仍恪守喪禮，戴良卻吃肉喝酒，而且悲傷起來就哭，于禮該哭時未必哭。這些都是嚴重的失禮，但他傷心憔悴(毀容)的程度卻絲毫不亞于他依禮守喪的哥哥。

更重要的是他不認為自己失禮，其誕節行為自有其理論根據。他認為喪禮是用以限制那些缺乏人倫孝思、邪情蕩佚者的，而他對母親的孝思和哀傷由衷自懷，雖飲酒食肉，也符合禮。因為對他來說，酒肉吃在口里也是苦的，故身心憔悴。惟其如此，他可以超越禮的限制，包括飲食衣著方面的喪禮規定。

他直指禮的人倫本質，而不拘守甚至超越其外在形式，可視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先聲。阮籍服母喪期間照舊飲酒食肉，葬母時，蒸一頭大肥豬，飲酒二斗，然后臨訣，舉聲大哭,吐血數升，以致很久恢復不過來。實質上也是注重對母親的天然孝思，而無視喪禮的繁文縟節。可以說，從理論到實踐，“誕節”的戴良已無異于爾后“任誕”的魏晉名士，倘與嵇康、阮籍同時，他應是《世說新語》的合適人選，竹林也很可能不止七賢。

古書中談論漢魏社會風氣，有所謂“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于苦節，苦節至極，則為誕節?！钡恼f法，主要在于經學的興盛激化了儒生數量膨脹，而選舉資源有限之間的矛盾，加上宦官專權，導致仕途競爭白熱化，最終使察舉制度諸要素變質、異化，使得當時的士人們思想發生變態扭曲，人性壓抑，與當初的目標預設相悖，最終變成沽名釣譽，標新立異，從而走向崩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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