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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魚雁

您好，這里是魚雁日記。今天想為大家分析一下我很喜歡的兩位名家的代表作——王小波的《黃金時代》與杜拉斯的《情人》。

它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也可以說是必然有聯系，因為王小波一直對杜拉斯的小說推崇備至。

王小波先生自己也曾說：“我總覺得讀過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現代小說藝術；讀過道乾先生的譯筆,就算知道什么是現代中國的文學語言了?！?/p>

王道乾先生所譯的瑪格麗特·杜拉斯的《情人》，被稱為“中西合璧的藝術結晶”，名副其實。

這本譯文，集杜拉斯天才的藝術造詣，和王道乾先生漢語言文化的詩歌感、節奏感、韻律感于一體。

把一本藝術感濃厚的外文小說，翻譯成如詩歌一般美妙的藝術品，可謂渾然天成。

也難怪王小波發出這樣的感慨：“憑良心說，除了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幾年沒讀過什么令人滿意的小說?！?/p>

讀《情人》的時候，如在讀少女的囈語，其實卻是老嫗的回望。

我一直覺得，杜拉斯想做的，是用這一生，過完其他人幾輩子才會體會到的豐厚。

在杜拉斯70歲那年，追溯她生命里的中國初戀，欲望在年老如她的筆下，卻流露出觸手可及的本真，就此成就了一本《情人》。

接下來我將從四個方面，淺析這兩本名作相似之處背后的必然性。

王小波對杜拉斯推崇備至、捧上神壇，不僅有語言與靈魂上的相契合，更有成長經歷與生活背景，鑄就了這兩個靈魂的必然相遇。

1.“敘事空間”的荒誕與“人物”的叛逆

二人的類似的成長環境，和在環境中生長出來的性格，是王小波契合杜拉斯靈魂偶然中的必然。

他們的成長環境雖然相隔萬里，遠跨重洋，但時代背景的無力，其實卻是如此相似。

杜拉斯成長在20世紀初的法屬殖民地，在征服和被征服為主題的殖民社會中。

也在家庭環境的壓抑與陰影下，在大哥的暴虐、母親的不管不顧與放縱之下生長。

杜拉斯一直試圖反抗卻無力抵抗，由此生長出偏執反叛的個性。

而王小波，他青年時代的成長軌跡，是在知青上山下鄉等運動的時代大背景下曲折前行。

在年代的“非理性”世界中，王小波不得不也選擇了一條張揚自我、特立獨行的存在方式，這也是他小說中塑造人物的主要特性。

正如他們的小說所反映的那樣，荒誕和非理性的成長環境在他們的生命體驗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杜拉斯和王小波是在現實社會里成長出的兩個叛逆的靈魂。

叛逆是二人的生存之道。

基于對于自身生存環境的理解，杜拉斯和王小波將自己成長的環境落實到了作品里的空間。

也將自己從小生長在性格里的張揚，作為一種追求融入了人物性格里。

由此，誕生出《情人》和《黃金時代》這樣的半自傳性的，透著荒誕敘事空間的半虛構文學成果。

2.主人公的“存在感”疑惑

看《黃金時代》的時候，我一直對有一處“重復”感到疑惑。

那就是小說中反復出現的，關于王二與陳清揚“是否存在”的討論。

我一度不解：人的存在難道不是客觀事實嗎？這里的存在是我所理解的存在嗎？人為什么會對人的存在感到質疑？

在情節中比如，陳清揚找王二是因為本質上是為了討論她的存在；王二為了更好地存在，跑到了山上，卻又因為證明自己的存在，而回到了山下。

后來通過不斷理解與查閱資料我發現，這里的存在感疑惑是真實存在的。

在某些社會背景下，人們甚至會對自己是否存在而發出質疑。

《黃金時代》里王二和陳清揚所生活的十五隊，是當時以階級性取代人性的非理性社會的縮影。在十五隊里，人們樂于迫害他人，在對他人的摧殘中享受著病態的快樂。

陳清揚被當做“破鞋”，而王二被當做“壞分子”。

這里的人雖然是人，但卻喪失了人性，他們都淪為集體主義下，無意識的奴隸。

就像《霸王別姬》里，再相愛的兩個人都有可能在集體主義壓迫下反目成仇，人們在是非不分的非理性荒誕下，不再擁有獨立的思維，懷疑起自己是否存在。

而杜拉斯更是如此，童年生活在病態家庭之中，沉迷于畸形狂歡，更有對女性地位的壓抑，所有的一切都迫使她成為最底層的被壓迫者。

生存的壓力，讓利益取代親情成為家庭的紐帶。

她愛上了中國男人，卻在母親問起她是否只是為了他的金錢時，她卻毫不猶豫點頭。

母親的病態、大哥的暴虐、小哥哥的懦弱，使得杜拉斯的被壓迫在日復一日的爭吵、打罵中演化成了沒有窮盡的痛苦。

杜拉斯想反抗，卻只能壓抑在心里，她想寫作。

她不想繼承父業，她對母親說：“我要寫作……總有一天，我要寫作?！?/p>

與王小波一樣，對存在感的疑惑伴隨他們的童年與青春，最后也融入進他們的作品中人物里。

一個人的存在，卻伴隨著對自己是否存在的疑惑，這是一個時代怎樣的悲哀。

3.女性地位的主導與張揚

資料顯示，在傳統文學的男性話語體系當中，女性一直都是“他者”和“被看者”形象，在男女關系中一直都是被支配的對象。

尼采也曾說：“男性為自己創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則模仿這個形象創造自己?！?/p>

那時人們向來把女性作為男性的附庸，甚至達到了只有男主人公出現，女主人公才有其存在價值的地步。

可杜拉斯大刀闊斧砍斷了這一切不平等。她寫女性力量，她挖掘自己，把自己作為真正的女主人公，去衡量整個周圍。

她在感情里，在與中國男人的戀愛中，她永遠處于主導，她主動、熱烈、張狂，反而是中國男人的瘦弱，不斷在小說里重復。

在《黃金時代》里的陳清揚也是如此，她絲毫不在意別人說她是“破鞋”，她說她討厭的是使她成為“破鞋”那件事本身。

面對支配人的社會體系，兩部作品里的女主人公是從不屈服的。

自我張揚的渴望，也使得她們在戀愛關系中，充分地發揮了自己的主導力量。

4.時空跳躍的“情緒化敘述”

杜拉斯在談到小說創作時，也說“小說要么是詩,要么什么也不是”。可見，小說詩化對于小說自身的創新與發展有著不可或缺的意義。王小波在《我的師承》里也說過：“帶有一種難忘的韻律,這就是詩啊。”

正如法國新小說的前驅們指出的那樣，小說正向詩的方向改變著自己。

王小波曾評價《情人》說它的每一個段落，都經過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讀時，你會有極大的震撼，但再帶著挑剔的眼光重讀幾遍，就會發現沒有一段的安排，經不起推敲。

比如《情人》里對湄公河畔渡船場景的回憶：“這個形象，我是時常想到的，這個形象，只有我一個人能看到，這個形象，我卻從來不曾說起……”

女主人公渡河時的形象，在小說的開頭得到了不斷的重復，與如同囈語般的時空跳躍的回憶。

但這樣看似隨意的情緒化語言，卻是在反復調動與修改后的成果。

從中隱隱展現著女主人公對這次湄公河一遇，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

也透露著這次與那位中國情人的相遇對女主人公一生的命運，都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王小波評價這種寫作方式時說，敘事沒有按時空的順序展開，但有另一種邏輯作為線索，這種邏輯，我把它叫做藝術———這種寫法本身，就是種無與倫比的創造。

我曾為這句評價感到深深的震撼。

許多人不懂杜拉斯，但王小波不僅懂她，更懂她想要表達的方式。許多人眼里的隨意的重復，在王小波這里卻讀出了藝術，想必這就是靈魂契合的相遇。

王小波這里所說的敘事邏輯，被稱為情緒邏輯。

也就是說，作者的敘述常常被情緒所控制和左右。在敘述一件事情時，由于情緒的波動，而轉入對其它與之相關的人物或事件的敘述，從而使得作者的敘述，不斷偏離然后又回歸敘述。

在《黃金時代》中，這一點也被很好地吸收運用。

王二與陳清揚的相處過程，經過了不斷的時間上的調動重組，卻其中暗含因果邏輯，構成一種時空跳躍的藝術感。

杜拉斯在創作《情人》時已經年過七十，歷時多年，反復修改。每一段、每一句都重新調動重組過。

王小波創作《黃金時代》也是一樣，二十歲寫，四十歲才算滿意。

可是也正如王小波所說：“我們一點都不虧……有了這樣的小說，閱讀才不算是過時的陋習———任憑你有寬銀幕、環繞立體聲，看電影的感覺，終歸不能和讀這樣的小說相比。”

僅以本文致敬兩位名家，懷著對文字忠誠的敬畏與對人生深厚的理解，帶來這樣兩部有著“立體聲”的小說藝術。

作者簡介：魚雁，十點讀書、洞見、讀者等多平臺作者，用文字讓生活更有力量。歡迎關注魚雁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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