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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鐘

編輯：木村拓周

在CNN去年的一篇報道里，作者JohnBlake認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黑人恐怖片的黃金時代，“黑人角色正在走向中心，而（這類恐怖片里）真正的惡魔就是種族主義?！?/p>

美國黑人導演、電影人用驚悚/恐怖這一類型片，做種族議題的表達，已經成為不可忽略的一股潮流。最新的例子是《逃出絕命鎮》導演JordanPeele編劇的、8月份上映的《糖果人》。

《糖果人》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立場，那就是站在非裔美國人的視角來還原一個都市恐怖故事，并以展開對種族問題、暴力執法、士紳化（gentrification）等社會議題的討論。

《糖果人》原本是英國作家克里夫·巴克的短篇小說，故事的核心設定很簡單，只要有人對著鏡子呼喚五遍“Candyman”，Candyman就會從鏡子里出現把召喚ta的人殺死。92年這個小說已經被改編成電影，其中“惡魔”Candyman是個黑人，但故事發生的主要視角仍是一個白人。

在由JordanPeele編劇、NiaDaCosta執導的新版《糖果人》里，他們延續了92版《糖果人》大部分設定，只在最基礎的地方做了一個改變——這個改變也是這一波黑人恐怖作品復興區別于以往由白人創作主導的恐怖片最重要的一點：這個以黑人為鬼怪或“反派”的恐怖故事，被以黑人為主體的視角來講述。

在新版中，Candyman的實體不再是一個模糊的、徹底的惡之形象，ta有具體的名字和真實經歷；ta并不是一個人，ta是被判謀殺兩個白人女孩被電椅處死的14歲黑人男孩；被白人警察殺害的黑人流浪漢；被白人工廠主以私刑虐殺的黑人畫家......是在歷史長河中一直被系統性無視和虐殺的所有黑人受害者的合體。

ta的真身是黑人，ta的繼任者也是黑人——在這個社會里主動或被動獻祭生命的黑人，ta確實在害人，但ta作惡的源頭、一切悲劇的來源并不是因為Candyman天然就是惡人，而是由這個社會共謀編織出的種族主義、暴力執法、系統性歧視的網把ta變成了惡人，變成背負痛苦必須要復仇的“鬼魂”。

這也是為什么，作為一部由黑人創作者主導的恐怖片，不僅《糖果人》里的反派和惡人都是黑人，并且最后還犧牲了黑人男主角把他變成了新一代的惡魔。

CNN那篇報道中采訪了恐怖小說<TheGoodHouse>的作者、目前在UCLA教BlackHorrorAesthetic（黑人恐怖美學）的TananariveDue。Tananarive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感受，從去年開始她認識的那些黑人恐怖文學的創作者們都一下變得“很忙”，大家要么是在到處推銷自己的作品，要么就是已經被接洽正在籌備項目的過程中，而她自己手上也有好幾個項目要忙，“好萊塢對我的作品表現出的興趣完全是前所未有的”。

這是一個來自行業內部的信號，Tananarive把它稱為“黑人恐怖作品的文藝復興”。

曾經，黑人電影人對恐怖題材興趣寥寥。一個原因是從文本到電影，恐怖主題作品的創作一直被白人創作者定義和主導著，比如大名鼎鼎的StephenKing，由這些作品改編成的影視劇當然也是以白人為中心，要么直接忽視少數族裔，要么就是透露出一種對少數族裔的歧視和恐懼。黑人在經典的恐怖故事中常常是作惡的反派，或者白人角色的輔助，即便偶有例外，像在1968年《活死人之夜》里帶領大家殺出重圍的黑人角色Ben，電影里也埋下了白人角色恐懼于受黑人領導的暗示。

（《活死人之夜》劇照）

當近年來少數族裔可以借由恐怖電影發聲的時候，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回講自己故事的權利。

在LosAngelesTimes的采訪里，JordanPeele和NiaDaCosta都提到了從局外人（白人）的角度轉到黑人自己的視角有多重要，“這決定了我們能走多遠，以及恐怖的部分需要做到哪種程度，才能調和過去所遭受的一切給我們留下的創傷”。

他們當然也不想在電影里“殺害”自己的同胞，哪怕那只是一個角色，但這就是跟白人作品不同的地方，白人角色可以在真實世界、在作品里活著，但黑人角色多半都是死亡。男主角Anthony的扮演者YahyaAbdul-MateenII把電影里的Candyman形容為“不情愿的殉道者”，ta也不想死，“為觀眾創造一個從同情的角度看待ta的機會很重要，這樣大家才能理解故事背后的復雜性。”

（《糖果人》劇照）

這種復雜性在現實世界里反復運行，發生太多次以后，大家對它的態度也有了變化，從最開始的重視、理解到麻木甚至質疑，“關于野蠻、壓迫、暴力和歧視，無論是個人的還是系統的，很多時候這些故事和經歷不一定會被相信、被當成真相。”YahyaAbdul-MateenII在采訪里補充了這一點。

這帶出了近年來黑人電影人更愿意用恐怖、驚悚、超自然的元素來做電影創作，而不是老老實實講現實主義的原因之一：種族主義題材再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展示，已經沒有多少人愿意看了。

這是早幾年種族題材電影的困境：黑人本位的、寫實的、敘述苦難的種族題材電影，如《為奴十二年》，時常被認為說教感太重，很難引起超越族群的大范圍共鳴；而一旦要在故事上精雕細琢，講出一個打動人的故事時，就很容易變成《綠皮書》這樣偉光正的作品，討好不了需要尖銳控訴的黑人社群。

這個時候，《逃出絕命鎮》出現了。JordanPeele用他的成功為黑人創作者們指出了一個方向：不必一板一眼地拍黑人苦難史，超自然元素的恐怖故事，其實是個很好的載體。

回頭看一下，在這個領域黑人其實已經積累了非常多的可用素材，黑人恐怖小說作者兼詩人LindaAddison就說過，在美國主流社會發現這些恐怖故事之前，不能用語言或文字談論白人的黑人奴隸就已經把自己的經歷編成恐怖故事口口相傳了。

寫了十多年小說的Tananarive一語道破這種行為背后暗藏的心理創傷，她覺得很多黑人打心底里害怕恐怖故事就是因為“整個黑人歷史就是一部大型恐怖片”，“對很多非裔美國人來說，我們都有過眼睜睜看著一切越變越糟的經歷，僵尸和吸血鬼的形象就是一種對警察和自己已經長成青少年的兒子可能被抓走的恐懼投射?！?/p>

這無疑是一個十分貼切的形容，黑人在這個白人主導的社會里心驚膽戰、沒有安全感地活著，這本身就跟恐怖片會營造出的氛圍天然契合，用恐怖片來講黑人的故事，不管你是想明喻還是暗喻，至少都有一個天然優勢——在看這部電影的人，一定能切身體會到這種恐懼和不安。

（《糖果人》劇照）

于是，借助恐怖/驚悚這一類型，黑人創作者就可以再次重述那些歷史、豐富單調的敘事，用大家更容易記住的故事方式講給觀眾聽。

在現實生活跟類型片之間、在集體傷痛和影視創作之間，黑人創作者們找到了一種有效的平衡，他們的敘述已經升級了，《糖果人》的主創就表示，這部電影完美展現了他們如何消化創傷、并從中汲取力量的過程，“種族歧視、執法暴力、中產階級化、私刑、謀殺......我們接受這些敘述和由它們帶來的創傷，但要更積極、主動地講述它們?！?/p>

苦難結出的果實進化到了2.0版本，恐怖片在黑人創作者的運作之下，不僅成為了黑人歷史的絕佳代言，還有了一種“超級英雄”的意味，它承載著某種使命，攜帶警告意味，以全新的形象入場，直面創傷和痛苦，反抗壓迫和歧視，締造出新的都市傳說。

也正是這個原因，在《糖果人》的結尾，新的Candyman完成了血腥復仇，并留給銀幕前的觀眾最后一句話是，“TellEveryone”。黑人恐怖片、非裔創作者的使命就是這個，把新的都市傳說，把新的敘述方式，傳給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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